《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朱熹将这两篇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倾注大半生的精力进行注释讲解。元代开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教科书。

    读《大学》和《中庸》时，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朱熹的阐释与现代人的阐释有一些不同。比如,，《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阐释是“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而刘俊田、松林和禹克坤的《四书全译》中则简单地解释为“大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再如，《中庸》里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朱熹解释为“天下至诚，谓天下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四书全译》解释为“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中庸》里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熹解释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学问，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笃乎其所以能。”。”《四书全译》解释为“所以君子尊崇德性，又注重学习、询问。达到广大的境地又详尽到精细处。达到高明的极点，又注重中庸的实行。既温习了已经了解的道理，又认识到新的道理。崇尚礼节要朴实忠厚。”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关键在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与现代人的观念实在大相径庭，如果现在的翻译完全按照朱熹的理解恐怕不仅起不到推介的效果，反而会招来质疑和批判。由此我们可以解释许多现象，比如：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在明代以后衰落，因为“灭人欲”的社会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到明、清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与西欧的迅猛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如，目前许多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的解读截然不同，因为当今许多学者按照当代人的想法解读，而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从小是读朱熹注的《四书》长大的，自然按照朱熹的注解解读。

   《大学》和《中庸》里确实有很多充满智慧的句子，比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永远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大学》和《中庸》里有些句子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