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桑无奈采取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发表作品之前，一位小说评论家曾这样对她说：“我开诚布公地讲，女人不应该写作……您最好采纳我的意见：放下手中的笔，不如为这世界多生几个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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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男人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社会对此并无异议；如果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决定，就不得不长时间地考虑周围的人给出的“建议”。在乔治•桑无奈采取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发表作品之前，一位小说评论家曾这样对她说：“我开诚布公地讲，女人不应该写作……您最好采纳我的意见：放下手中的笔，不如为这世界多生几个孩子吧！”
要么是孩子，要么是书——自从印刷术的发明问世之后，中世纪崇尚基督教的社会环境中便同时出现了这样的规则，想要读书甚至写作的女人，必须进修道院，当然更多的时候她们仅仅是被勒令禁止。只有在修道院里，她们才能找到书籍，只有在那里，她们才会被倾听。一旦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冒着成为修女的危险，这使得女人中的文盲率大大升高，也成为击退女性写作欲的简单工具。而针对女性作家的痛斥和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来尼采充满憎恶地说她们不过是“文学婊子”。
抛开这一切，女人们逐渐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一条折衷的路，既不放弃孩子又不放弃写作。必须在二者之间选其一的要求实际上非常苛刻和令人反感，而且是违反女人的天性，不管写作对她来说是否位列第一，她都有权利成为一个母亲。
当时盛行这样的观点：造物者赋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身体构造，并制定了不同的行为准则，两性只能分别遵守各自的规则，任何混淆性别角色的做法都是对人类社会的挑战。这种观点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直到今天人们还能找到它的踪影。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偶有反抗爆发，比如二战之后出现“垮掉的一代”，他们蔑视传统观念、厌弃资本主义的工作和生活观念。1957年，杰克•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它描写“垮掉的一代”在各地流浪的生活，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但是它只适用于男性，还必须非常年轻。他年轻时的伴侣之一、女作家乔伊斯•约翰逊读过这本书之后，非常想跟他一起上路，她认为自由狂放的凯鲁亚克并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是30年之后她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她提起这个话题时，凯鲁亚克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认为这不过是小女孩一时冲动追求浪漫，所有的女人都只会幻想。不仅如此，乔伊斯•约翰逊还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成为痛苦与死亡之间那条长长的锁链”。
乔治•桑早就知道应该如何对付来自男性的“善意”提醒，正如本节开始时的场景，当那位刚愎自用的小说评论家劝她回家“多生几个孩子”时，乔治•桑反唇相讥：“那么我也请求您，我尊贵的先生，您不妨自己先遵循这个妙招吧！”不管这番话是否有些过激，它起码传递出一个事实，男人无法孕育后代、往往将书籍视作自己生命和思想的延续，所以他们认为写作是他们的职责和特权。写作的女人是危险的，她们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证明她们也能够像男人一样思考和创作，男人们理所当然会对此表示反感和愤慨。
中世纪时，女人可以穿上修女的衣服、传诵圣徒的故事，这被看作一种神圣、虔诚的奉献。修道服为她们赢得了一部分社交的灵活性，但与之对应的代价是磨灭她们的女性性征和性欲。几百年之后，乔治•桑不仅要以男性化名出版作品，在公开场合还要打扮得像个绅士、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以此换取行动和言论自由。这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女性服装有碍出行、在巴黎肮脏的石子路上散步无疑会毁了这些华丽的裙裾。对于乔治•桑来说，穿着轻便的男士服装仿佛是一道通行令，人们不能再拒绝她进入男性社交圈。而更为深刻的一层含义，在今天我们称之为“酷毙了”的一点：男人的衣服表达了她的自我意识，她并不希望被当作“异性”而备受瞩目。
她上过学、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17岁时的她早已形成活泼好动的性格，并且不喜欢拖沓繁杂的淑女装扮，男装让她能够长时间外出散步、尽情享受自然和思想之美。当时舞会是年轻女性找到结婚伴侣的好机会，几乎所有的姑娘们都要为舞会盛装打扮，乔治•桑在给一位女同学的回信中写道：“你会看到我身穿男人的长大衣，头戴礼帽、肩扛猎枪、在空旷的田野里游荡……”就这样，她开始了一种无论令男人或女人都无法接受却又非常羡慕的生活。当她成为著名的女性作家、身边环绕着年轻、富有才华和名气的情人时，她依然不愿脱下男人的装束，这时的乔治•桑无疑享受着挑衅世俗所带来的纯粹乐趣。在她寻找全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女性性征、也没有牺牲自己的欲望，相反，两者都要为她的自由而服务。但是许多人无法理解她这一点，诗人波德莱尔认为她是“伤风败俗的典型”，西蒙尼•波伏娃谴责她带着一副掩人耳目的面具，实际上她的行为充满机会主义。她声称自己为了“真实的爱”而不停更换情人，不过是追求数量上的丰富，而并非出于道德上的叛逆，而是为了满足虚荣。

任何尝试划分男人和女人势力范围的举动都会引起哗然，即使是胆怯地迈出第一步。19世纪女扮男装的人数并不少，她们不仅希望行动更加自由，而且需要赚钱来养活自己。她们走出家门、尝试各种工作机会，甚至参军打仗。她们不会再为了孩子放弃书籍，或是为了写作权放弃生育权，一旦做出自己的选择，女人们也就扛起应有的重担。乔治•桑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在她第一本书畅销之后出生的，当时她正与音乐家肖邦在摩洛哥消磨漫长的冬日。
两者都想要拥有，就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自此被分割、甚至可能被撕成两半。按照规律来看，一位女作家的生平往往是这样：少年时尝试写作，可能还没有机会结集出版；青年时结婚生子，抚养孩子长大；在家务之余、深夜无人时继续写作，时常感到后悔、受到良心的呵责；丈夫们往往不能忍受妻子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所以女作家的婚姻很少有完满的。这条规律同时告诉人们，家庭也是女作家的羁绊之一，离开家庭的她们往往更容易成功。很多女作家们勇于在20年的婚姻生活和履行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之后，开始自己的第二段人生。以德国浪漫主义女作家贝蒂娜•冯•阿尼姆为例，她在丈夫和孩子死后，50岁那一年开始写作，并获得成功。
将同时成为作家和母亲的愿望统一起来，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女人们来说，这个时代无疑为她们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逐渐将女人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另外，写作也有了职业化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它与出版行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女作家弗洛伦斯•蒙特雷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一本伟大的著作《属于女人的20世纪》，在写作的同时她独自抚养大4个孩子。“既要书籍，也要孩子”，这句话可以说是弗洛伦斯•蒙特雷诺的座右铭。在这一点上，她与瑞典儿童作家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和非洲裔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并驾齐驱。这两位不仅是母亲，除了写作和家庭之外还有另外的职业——出版人。从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的身上可以学到她是如何经营和打理事业，这也成为她投身写作的经济基础。正如今天许多咨询师给出的建议那样，先稳定工作、再追求梦想。
而托妮•莫里森最令人称道的是，她通过照顾孩子扔掉了世俗带来的种种不必要的压力、在家庭中找回身心平衡。既然孩子已经出生、抚养孩子很有可能影响写作，莫里斯认为，这对于写作来说可能也不完全是坏事，这取决于个人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当孩子年幼时，她有意识地放弃了原先的写作习惯，过去她会预订一间房间来写作。一旦成为母亲，她就无法将骨肉独自搁在家中，但是天性驱使她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反应，不自觉地打断写作思路。于是，她选择将写作地点移到起居室，正如200年前她的前辈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样，“没有人能比孩子们对我的要求更多。母亲必须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拥有幽默感；当他们需要任何东西时，我都能及时满足他们……我原本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但是孩子让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孩子们希望在我身上学到做人的道理和能力，这也给了我一个丰富自己人格的机会。”身为作家，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通过个人对一群读者发言，那么作家为什么不能“大隐隐于市”，非要自寻寂寞、躲到无人的角落里去完成？
抛开自由和诗意不谈，与一般女人的真实个人生活相比较，波伏娃抨击对母性的过分神化。在她70多岁时，曾与美国“第二浪潮”女权运动发起人贝蒂•弗里丹谈到：“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忍受，成天呆在家里照顾孩子。但是她们过去别无选择。如果她们可以选的话，我想不会选择家庭。”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但是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一位女性解放的引领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